楊泰順教授

      台灣選舉向來著重「淘汰」的機制，投票時選民想的是如何以選票，教訓某個他們不喜歡的政黨或政治人物，至於當選人將來是否做得更好，或是否可能錯誤解讀選票意義，則很少是選民投票時的考量。針對選民的特質，台灣的選戰看不到太多的政策辯論，充斥著盡是負面文宣，目的便是在強化選民對對手的反感。

      由於感受不到政策論述的重要性，候選人往往只有競選團隊而無政策師爺，反正只要強化選民對對手的負面觀感，就算被稱為「空心菜」也依然可以當選。理論上，選民所以拋棄舊的政黨，無非希望政策能改弦易轍使生活過得更好。但在著重「淘汰」的選舉文化中，選民只急於把在位者趕下台，至於新人有何新政，便不是選民關切的議題。反正，做不好下次再轟他下台。

      無論是學者或官僚，只要對公共事務有深入的關切，往往便會對政策有特定的執著。畢竟，同一議題的政策選項林林總總，如能源便有太陽能、核能、天然氣、燃油、燃煤等，學者專家透過不同的模型解讀，對政策偏好也會產生差異。這是為何，在著重換黨換政策的選舉文化中，競選各方會在選戰過程中便公開自己的政策班底，藉以強化選民對未來政策的信心。因為，真正的學者專家是不會在政策偏好上隨政客起舞，選民只要看到某人為候選人捉刀政策，便幾乎可以斷定選後的政策走向。故英國有所謂的「影子內閣」，美國則未待選戰揭曉，相關個股便已在華爾街表態。

      著重淘汰精神的我國選舉，對未來政府的組成則相對較不關心。好處是，當選人可以有較大的空間安插人手；壞處則是，選民對未來政策的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感。由於當選人乃以個人魅力而非政策論述勝出，未來政府組成的人選便取決於個人的政策偏好，政黨甚至無置喙空間，但選前既無清楚的政策主張，國家未來的走向便更諱莫如深。故而，英國大選後新政府便立刻上手，美國則只有約兩周的看守期，但在我國各部會首長卻要選後三個月才陸續出爐。

      選民也許只想淘汰無能政府，並無意政策的大幅轉向，故蔡英文先前的「憲政體制」與「維持現狀」，的確讓許多選民放心的支持政黨輪替。但選前既未公開政策班底，便等於授予當選人空白支票，讓她可以在選後憑個人偏好填補重要的決策職位。如果「人」確實決定政策走向，就目前宣布的人事安排，似乎已透露了政策轉向的端倪。

      任何生嫩的觀察家都看得出，台灣未來的重要議題是維持兩岸和平與參與國際區域合作。但即將上任的行政院長林全是財稅專家，未來施政的興趣應該在內政改革而非國際拓展。延續兩岸和平氛圍，使兩岸經貿保持活絡，或是新政府的急迫課題。但內定國安會秘書長與陸委會的主委，俱屬外交長才缺乏大陸交手經驗，少數民進黨「知陸派」如童振源，卻只被安排在幕僚性的發言人位置。相對地，大老謝長廷被派駐日本，明顯有助提升台日關係；外交部長又由長期駐美的李大維擔任，加強中美關係也不言可喻。就這些初步人事安排來看，未來政策的走向已很明確，那便是親美日而遠中國。

      以此觀之，五二○的就職演說，若刻意的忽略北京政府感受，應該不會讓人意外。

本文 2016/04/17 刊載於 聯合報

      此次國民黨黨主席補選，堪稱該黨遷台以來最具競爭性的黨內領導人選舉。為求勝選，幾位候選人選前相互較勁毫不手軟，身兼代理主席的黃敏惠在過程中被指控「假請假、真濫權、球員兼裁判」，黃敏惠則質疑對手「為了和平不要中華民國」，李新更自稱「黨改炸彈客」，各方火力全開全然不像剛剛遭逢慘敗的政黨。當選的洪秀柱得票率百分之五十六，沒有李新預言的九成八現象，間接證明這次選舉的確是玩真的。

      但國民黨文化向來充斥著「不忮不求」、「萬眾一心」、「鞏固黨中央」的虛驕身影，首見候選人如此拚搏，難免讓有些黨員憂心國民黨是否將就此分裂。尤其，選前為了強化各自支持者的向心力，有些候選人還觸動黨內敏感神經，刻意營造「本土派」與「中國派」的對立，使得選後的復合平添許多崎嶇。有些人因此預言，洪秀柱傾中立場鮮明，她的當選將引發黨內一波出走潮，使得已被打趴的國民黨更是雪上加霜。

      但筆者認為，這些觀察與揣測，乃依據執政八年後的國民黨現況，在地方政府六都輸到只剩一都，中央則行政立法全部敗陣後，這次黨主席選舉的激烈戰況，反而呈現了國民黨未來再生的契機。

      就國民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經驗觀察，該黨在野時並未曾發生路線之爭或內部分裂，反而是執政時內部齟齬顯得最為嚴重。李登輝執政時，國民黨曾有主流與非主流之爭，後來甚至造成新黨出走；宋楚瑜與國民黨的決裂，基本上也是因為泛藍勢力有機會贏得兩千年的大選。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則表現出團結的氣象，不僅2004年有連宋合，2008年更讓馬英九獲得超越李登輝的選票。這兩年國民黨遭逢前所未有的大敗後，料想黨的內聚力道應該更勝於以往，套句蔣介石當年敗逃來台後所說的，因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

      「台灣優先」或「大膽西進」向來是造成國民黨內部分裂的重要議題，執政時這些主張動見觀瞻，各派無不施展渾身解數企圖影響決策，加上領導人私心自用黨不分裂也難。但現在行政立法民進黨整碗捧去，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已無決策權，當然也少了製造黨內分裂的因子。選前擔心洪秀柱過度傾中，但選後洪只是個光桿黨主席，想「賣台」也沒有立法院可以號令，黨內如果有人想跟黨中央對幹，恐怕連題目都不好找。尤其，各方預測五二○後兩岸情勢將十分險峻，新的國民黨主席最好雙唇緊閉，否則難保不會成為替罪羔羊。

      面對黨內外的客觀情勢，新任黨主席未來只能將全部心力投注於黨核心理念的再造與黨組織的重整。缺乏黨內資歷，甚至還是白色恐怖受害家屬的洪秀柱，在處理這兩項任務時，將較目前國民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更沒有包袱。國民黨如果能在兩岸議題外另闢新戰場，而對手又受困於講不清的「九二精神」與「中華民國憲政」時，國民黨便不難搶回話語權。但新任黨主席如果企圖效顰連主席，也想弄個「破冰之旅」，則在民進黨執政下，國民黨恐怕也只能扮演黃安的角色，成為民進黨繼續執政的提款機。

本文 2016/03/27 刊載於 聯合報

      歷經2014年九合一選舉與2016年總統立委大選的慘敗，國民黨未獲得年輕選民支持已是不爭的事實。選後黨內外對此曾有不少檢討的聲音，如高房價、低薪資造成年輕人對政府的不滿；或國民黨沒有積極培養青年人才，造成與年輕世代疏離。這些看法有其依據，但問題是應如何改革，國民黨才能喚回年輕人的心？

      年輕世代與國民黨的疏離，有兩個不同層次但彼此相關的原因。一為世代不正義的結構性因素，國民黨作為執政黨自然成為替罪羔羊；另一則因政策對年輕族群的不友善，造成年輕人對國民黨的不滿。在結構性與政策性因素的相互牽扯下，國民黨就算有意贏回年輕人的心，似乎也沒有太多籌碼可以運用。民進黨雖因年輕選民背棄國民黨而獲利，但高興應該只是一時，由於本質上與國民黨同屬資本家政黨，國民黨今天面臨的困局未來也可能複製於民進黨。

      在一篇題為「年輕人全都是左派」(The Kids Are All Left)的文章中，《時代雜誌》便直言結構性的世代衝突正在擴大中。文中指出，老年族群從美國立國以來便是經濟的弱勢者，但近三十年來卻已被徹底的翻轉。由於全球化的經濟趨勢，年輕人已成為當前國際分工下的最大受害者，由於工廠移到海外，自動化生產又減少許多就業機會，年輕人薪資十餘年來幾乎沒有成長。根據1983年的統計，家長年紀在六十五歲以上的家戶所得，是家長年紀在三十五歲以下家庭的八倍；但同樣的統計在2013年已擴大為二十倍。由於所得無法提升，三十五歲以下的美國千禧年世代(1985年後出生)，目前有近四成選擇與父母同住，比起三十年前的兩成五增加許多。由於謀生不易，年輕人擁有第一筆房產與第一輛汽車的平均年紀，已遠高於父執輩，故許多年輕人選擇晚婚，甚至不婚，造成千禧年世代在同一年齡的成家比例只有上一代的一半。缺乏男女分工的家庭支撐，年輕一代的所得更難獲得突破，造成世代分配上的惡性循環。

      台灣對外貿易依賴性上遠高於美國，全球化對年輕族群所造成的傷害，想必更甚於美國。故在馬英九的第二任期中，薪資15年沒有調漲、22K、兩岸經貿獨厚財團、所得差距擴大、房價高居不下等，讓執政的國民黨疲於奔命。但若美國、日本等經濟大國都面臨相同的窘境時，全球供應鏈下的台灣，又如何能獨善其身？民進黨指責這是對外經貿政策過度向大陸傾斜所造成的惡果，但除非台灣鎖國自閉，在全球化趨勢下台灣還有其他選擇嗎？

      更糟糕的是，世代失衡也限制了政府政策的選擇。要提升年輕族群的競爭力，政府便必須增加教育投資，但高齡化社會使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排擠了政府可以投入教育的資源，造成年輕人剛踏出校園便得揹負龐大的學貸還款壓力。但還款壓力事小，教育如果不能提升，競爭力便只能原地踏步，使得世代失衡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尤其令人憂心的，高齡化社會使得各項年金加速去化，不管年輕人如何努力賺錢填補，高齡族群支領的速度仍然快過進帳。這使得這一代年輕人未來退休時，恐怕將無法全額領到政府所承諾的退休金，不少媒體預測，台灣的勞健保甚至可能面臨破產的命運。

      面對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年輕人對現狀的不滿可想而知。國民黨先天揹負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負面形象，長期執政過程中又明顯偏袒企業界，加上馬英九執政期間承諾不斷落空，年輕人當然把所有帳都算在國民黨頭上，此一狀況與大部分美國年輕人不喜歡共和黨頗為類似。但若說民進黨可以理所當然的承接大部分年輕選票，則未免又有些一廂情願。

      根據美國人分析，這個千禧年世代比記憶中的任何世代都更嫌惡政黨標記(more allergic to a party label)，近半數以上的美國年輕人將自己歸類為「獨立選民」，遠高於全體樣本的百分比。這與這一代成長於網路的虛擬世界有關，由於網路充斥各種匿名假消息，千禧年世代比其他任何世代的同齡者都更不相信他人，研究顯示美國年輕人只有約19%表示可以信任旁人，這種多疑性格使得新一代的政黨認同明顯薄弱。由於不相信政黨與政治人物，千禧年世代的投票率也是各年齡層中最低的。這是為何，美國年輕人不喜歡共和黨，但共和黨在過去兩次的期中選舉卻還頻頻告捷，因為78%的美國年輕選民自認不關心政治。

      面對世代的失衡，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宣示，將把年金改革視為施政第一要務。但回顧民進黨歷史，該黨當年便因主張發放每月三千或五千的非排富老人年金而爭取到不少中高齡選票，謝長廷更曾是「老人假牙政府買單」的始創者。就黨的發展經驗來看，要民進黨揮刀刪減老人福利恐怕黨內派系將有不少疑慮。再者，媒體報導蔡英文曾承諾美方，就任後國防預算將不少於GDP的3%。蔡英文有心縮小世代差距，但錢從哪裡來？年輕人期待蔡可以帶來改變，但在全球化的格局下，新政府的選擇其實不多。民進黨與年輕世代的蜜月期，預期將極其短暫。

      面對這樣一個翻轉的年代，國民黨又該如何定調青年政策？國民黨欠缺的，其實是可以串聯產業政策、對外關係、階層利益、與政府運作的基本政綱，缺乏明確一貫的基本政綱，任何青年政策便如同液化土地上的華廈經不起地震的考驗。以美國為例，共和黨在雷根時代政策方向清楚明確，儘管大砍教育預算，卻依然獲得不少年輕人支持，因為黨讓他們看到未來；現在的共和黨由於陷入路線分裂，雖然檯面領導人都遠比對手政黨年輕，甚至還提拔了近世最年輕的國會議長，但年輕選民卻還是倒向74歲的民主黨桑德斯，因為路線的分歧讓年輕人感到徬徨。

      客觀的條件其實為國民黨鋪陳了許多再起的機會，但國民黨若不能在治國理念上與民進黨做出區隔，民眾又如何甘心將自己的命運交到國民黨手上？過往的統獨區隔與三民主義在這次選舉中已被證明無法喚起共鳴，國民黨必須在現有的支持群體中建立新的核心價值與論述。再以核心論述為框架，研擬一系列具有一貫性的政策主張。無論這些政策是否符合青年人的立即利益，青年人必會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但如果缺乏核心理念與論述，就算有包裝精美的宣傳與物質誘因，年輕選票還是不可能回流。

本文 2016/03/17 刊載於 觀測站

      時代力量黨提案修改「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主張將立委的調查與聽證權，由現行以政府機關為對象，擴及法人、人民團體、及個人。這些單位或個人若未在五天內提供資料，甚至可被處以十萬元以下罰鍰。此議一出，立刻遭到選戰盟友民進黨立委質疑是「擴權」，有將立委職權無限上綱的嫌疑。另有委員表示，賦予立委調查權可能傷及個人隱私，甚至變成另外一種的白色恐怖。

      其實正如黃國昌委員所言，先進民主國家國會向來都認可國會有權向任何關係人，無論是政府或民間，調閱與國會運作有關的文件或資料，不配合者甚至會受到國會或司法的懲處。美國早在1812年，便曾因委員會祕密會議內容被登載於報刊上，國會要求報社提供洩密者資料，被報社以保護新聞來源拒絕，結果編輯與記者便因此受到國會的監禁處分。此一案例恐怕比侵犯隱私更嚴重，因為已涉及對新聞自由的威脅。

      國民黨在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遭逢連續空前的慘敗後，各方對敗選原因的蠡測不斷，開出的偏方更是各抒己見。多數人認為馬英九政績不佳是主因；陣前換將造成支持者分裂也散見於各種分析；但也有認為政黨冠上「中國」讓國民黨背負原罪；更有不少歸因於「子瑜效應」造成慘敗；當然，與年輕世代脫節也常被提起。各種原因林林總總，但在筆者看來核心問題似乎並未被觸及。

      如果說2004年的兩顆子彈與2016年的子瑜事件都曾對選情造成重大影響，國民黨的幹部與支持者便應省思，何以民眾對黨的支持竟是如此的脆弱與善變？如果說名稱有「中國」二字便使得支持者轉頭而去，何以在科技快速變遷的今天，英國有個自稱「保守」的政黨竟還能在過去四十年內贏得多數選戰？如果說馬英九政績不佳導致慘敗，但馬再無能也比貪腐的陳水扁好，國民黨得到的教訓難道符合比例原則？至於新世代因素，美國共和黨同樣被認為忽略青年人的福祉，但千禧年後的選舉也不曾輸得這麼慘。總而言之，如果不能掌握國民黨潰敗的真正主因，未來的任何改革將只是危樓外加裝潢的虛飾。

     議長中立化是民進黨宣示的國會改革首要項目，但兩位新當選的正副議長，蘇嘉全與蔡其昌，從表明擔任議長意願到最後通過立院投票，都很難讓人對中立化的改革目標懷抱信心。儘管兩位選前曾公開承諾，當選後將遵守民進黨中常會所決議的國會議長中立化三原則：不參加政黨活動、不擔任黨職、不參與黨政協調平台，當選後也會辭去民進黨中常委，不介入任何民進黨的活動。但立院生態與各種主客觀條件，又豈是兩人說了算？

     舉世公認，英國國會是議長中立化最成功的典範。以英國成功的經驗對比台灣，我們對立院的東施效顰實在難有信心。首先，英國多數黨在提出議長人選時，必會與少數黨先行協商。因為所謂中立是對整個議會，而不是僅對多數黨議員。但民進黨卻是自顧自的逕行在中常會通過議長中立化的改革方向，事先完全未與少數黨諮商，彷彿少數黨只有跟風的資格。如同民進黨批評馬政府的多數黨組閣是在設計蔡英文，民進黨中常會的中立化決議，難道不也一樣把個好議題弄得像政黨鬥爭？

      昨天民進黨中常會依據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的指示，提出國會議長中立化的立法院改革方針。要求未來民進黨所主導產生的立法院正副院長，必須依循三項原則：一、不 應參與政黨活動；二、不應擔任所屬政黨任何層級的職務；三、除依據憲法代表立法院，參與由總統召集、行政立法之間解決爭執的相關會議外，不應參與黨政協調 平台機制的相關會議。此外，中常會也強調，未來立院正副院長主持議事，應秉持議事的中立原則。

     民進黨在取得國會多數席次後，能將議長中立列為國會改革的首要之務，出發點令人佩服。但問題是，我們的立法院長究竟擁有多少實權而必須保持中立？若議長權力大，為免議事被不當操弄，當然有必要規範議長的中立性。若議長根本無權，只要大家依議事規則行事，又何必擔心議長是否中立？民進黨提出的三原則，其實讓人覺得捨本逐末，並未直指問題核心。

      2016年的選舉，台灣選民做出了重大的抉擇：民進黨同時贏得總統與國會過半席次，取得完全執政的優勢。民主國家政黨輪替原本稀鬆平常，況且2000年民進黨也曾執政過，但此次贏者全拿影響卻非同小可。

      照理，總統位高權重決定一切大政方針，但在弔詭的憲政體制下，台灣的總統卻無須出席國會為政策辯護，甚至美國行之有年的國情咨文在台灣也無前例可循，這無疑提供總統一個有利的隱藏機制。故而，蔡英文說，她將在現有憲政體制下勉力維護現狀，應該有實現的可能；因為，身為最高決策者，她可以不必解釋實際的作為並接受國會的檢驗。但當民進黨完全執政，同時取得國會的過半席次後，此一情況已經產生了某些化學變化。

       此次選舉民進黨當選總統的機率甚高，立法院也可能贏得過半席次的，但選前一周卻突然開始呼籲支持者集中政黨票支持民進黨，不要配票給時代力量黨等友黨。民進黨的理由是，時代力量黨僅提名六個不分區名額，若取得過多政黨票，在無人可以分配的情況下將造成選票浪費，而不分區票分散也將會影響民進黨名單十三名以後進入立法院的機會。

      從太陽花學運以來，時代力量黨從成立到參選，民進黨可以說呵護有加。不僅在若干選區提名時禮讓該黨，標誌性人物也輪番出現在該黨的造勢場合上，聲嘶力竭的呼喊加油。民進黨中央現在呼籲支持者將政黨票集中投給民進黨，當初奮力為時代力量黨加持的公眾人物，便只能尷尬的改口，彷彿先前肯定的好人，在黨一聲令下後便成了可拋棄的包裝紙。

      1月2日的「2016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收視率應該讓電視台老闆大為開心，根 據AGB尼爾森調查，有線收視率為2.02百分點，無線收視率則為1.62，創下總統候選人辯論每分鐘收視率的歷史新高。與2012選舉的1.04收視率 比較起來，今年辯論的收視率整整提升了將近一倍。

      但如果認為這個收視率已可轟動武林，我們恐怕就錯了。因為就在辯論會的前一天，觀看台北市跨年晚會的總平均收視率是2.63，「姐姐」謝金燕開場演出時，收視率更破3.64，為歷年來的最高。換言之，有更多的民眾喜歡看跨年甚過看關係台灣未來的總統大選辯論。

      兩千五百年前，政治學始祖亞里斯多德曾意味深長的說：「民主政治就是窮人政治」。意指政策若確實以民意為依歸，在窮人占多數的人口結構下，政客與政策都必會向窮人傾斜。此一現象，在昨天總統候選人的電視辯論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就選舉的性質而言，總統大選絕非選「民意代表」，而是要選一位敢扮演中流砥柱，能夠引領甚至抗拒民意的領袖，使得國家大政不會因民意而隨波逐流，百業也不致因缺乏清楚的發展方向而進退失據。但在昨天的辯論會上，似乎只有宋楚瑜曾指出「領導人就是要帶領國家走出困境」，至於蔡英文在申論時，反覆批判國民黨執政造成「人民和政府的距離」越行越遠，則顯現她「民意至上」的立場。但宋楚瑜其實也只是點到為止，在整場辯論中三位候選人均沒有提出國家整體發展的理念，只知在「窮人政治」的框架下不斷打轉。

      一家國內頗具公信力的民調公司，在12月的最後一天發表了民眾對馬總統施政滿意度的調查，其中滿意馬總統施政的僅為19.2%，不滿意的則高達71.5%。馬總統或許應該欣慰的是，這個滿意度已是他過去四年的新高，突破了前任不堪的十八趴；若說這是民眾在總統卸任前，藉由民調送給總統的一項大禮，應該並不為過。

      比起任期同樣即將屆八年的美國總統歐巴馬，馬總統的滿意度確實令人汗顏，儘管處於內外交困的窘境，歐巴馬還是維持了46%的施政滿意度。鄰近的日本，安倍首相因強行通過安保法後民調再度探底，但依然力爭39%的水準。同樣經濟成長率降到六年新低，青年失業率突破10%的南韓朴槿惠，民調雖然不佳，但也勉強維持29%的支持度。換言之，與其他民主國家元首比較，馬總統的民調支持度可謂相當糟糕。

      今年六月底，美國眾院以218對206票的些微差距，參院以60對38票通過了《貿易推升法》(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並隨即得到總統簽署成為正式法律。該法的通過是美國行政體系從2008年以來長期努力的結果，由於有這項法律的支持，歐巴馬總統在推動《環太平洋夥伴協定》、《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與涉及22個國家的《服貿協定》時，預期將更為順遂。

      TPA既然對美國拓展對外貿易如此重要，行政體系何以竟要花將近七年的時間，才能說服國會兩院通過該項法案？原因便在於這項法案，實質上剝奪了國會參與及審查對外貿易協定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