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泰順教授

      時代力量黨提案修改「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主張將立委的調查與聽證權，由現行以政府機關為對象，擴及法人、人民團體、及個人。這些單位或個人若未在五天內提供資料，甚至可被處以十萬元以下罰鍰。此議一出，立刻遭到選戰盟友民進黨立委質疑是「擴權」，有將立委職權無限上綱的嫌疑。另有委員表示，賦予立委調查權可能傷及個人隱私，甚至變成另外一種的白色恐怖。

      其實正如黃國昌委員所言，先進民主國家國會向來都認可國會有權向任何關係人，無論是政府或民間，調閱與國會運作有關的文件或資料，不配合者甚至會受到國會或司法的懲處。美國早在1812年，便曾因委員會祕密會議內容被登載於報刊上，國會要求報社提供洩密者資料，被報社以保護新聞來源拒絕，結果編輯與記者便因此受到國會的監禁處分。此一案例恐怕比侵犯隱私更嚴重，因為已涉及對新聞自由的威脅。

      但上述的事例在1847年最高法院的判決文中獲得支持，法院認為：「國會有進行調查之權，乃國會無可爭議的權力。因為國會本就是國家最高的調查單位，有權主動進行調查及命令證人出席作證。若證人因拒絕合作而構成蔑視國會的罪名，國會有權施以懲戒不必依賴司法的協助。」1857年，美國國會甚至透過立法，對拒絕出席國會作證，或拒絕提供資訊與拒絕回答問題的官員或平民，由法院以行為不檢提起公訴，最重得處一年以下徒刑與一千美元的罰款。

      但正如民進黨立委所擔憂的，調查權若無限上綱，有可能造成另一種形式的白色恐怖。上個世紀五○年代，麥卡錫參議員便曾濫用聽證調查權，造成千百人遭到社會隔離甚至導致自殺的悲劇。故而在擴大國會調查權的同時，某些限制當屬必要。例如，美國最高法院1881年的判例便指出，國會進行調查與聽證必須與其「立法目的」相關，否則被傳訊者可以拒絕配合。1957年法院更進一步強調：國會行使調查權，雖為國會發揮立法功能的固有權力(inherent power)，但國會不得「只為曝光而進行調查」。

      過於寬廣的立法調查權當然也可能損及三權分立的精神，故而司法機構若對相同事項啟動調查，國會調查通常便會喊停。尤其時代力量黨念茲在茲的，便是想以調查權干預政府對外談判的進行。但美國法院在1959年的判例便指出，「專屬於政府其他部門的業務，不應成為國會調查權行使的對象。」由於對外談判是行政機構的專屬權，立法機構便不應在談判過程中發動調查，若對談判結果有疑慮，也只能忍到對外協議送國會審核時才得啟動調查。著名的憲政學者費雪便指出：「政策的形成常須保密，故有賴國民對政府的信賴，國會沒有任何人有權要求取得談判間的各項準備文件。」

      調查權是健全立法的必要之權，身為立委實在沒有反對的立場。西方立法例早已提供了許多防範濫權的措施，例如，啟動調查權必須以立法目的為前提、必須由委員會而非議員個人行使、必須尊重三權的界限、必須達到基本人數才得召開公聽會、調查範圍應經議決等。民進黨立委若對調查權有疑慮，應該由嚴格規範行使程序著手，而非自縛手腳否定改革國會的契機。

本文 2016/03/03 刊載於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