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在今年元旦時預言，2010年將是「中國年」，中國的態度會決定世界經濟復甦的步調。證諸過去四個月的國際政經發展，預言似乎有可能提前宣布為真。但若將克魯曼的預言僅侷限於財經的領域，又似乎太小看中共領導人的企圖心。今年第一季北京政府在國際舞台上動作頻頻，顯然有意將其財經實力轉化為政治的主導權。既有的國際「舊勢力」對此難免心存疑慮，克魯曼因此說，這個「中國年」將不會太好過。身處列強的夾縫，台灣將如何自處，自是不能不妥為思量。
很少人會否認，中共在2009年「保八」的成功，對世界經濟的復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汽車銷售在美國創下四十年來最低點時，中國卻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購買國，消費實力吸引了全球目光。故而去年四月的G20高峰會時，中共領導人可謂風光十足。歐巴馬與胡錦濤在會外的雙邊會談，被西方外交官解讀為「肯定中國的崛起，開啟中美在戰略、經濟、文化、環境、與反恐的長期合作關係。」故而，觀察家表示，G20等於搭個舞台讓中國露臉，凸顯了G2的重要性，因此Chimerica(中國+美國)成了去年國際經貿最夯的名詞，甚至有人認為「中美紀元」(Pax-Chimericana)已隱然成形。今年初，一位西方觀察家甚至撰文表示，Chimerica已是世界新秩序的核心合體，若認為兩者還是貌合神離的多頭怪獸(chimera)，便是昧於現實。
但當去年年底全球性經濟復甦轉趨明確後，主要工業國對中國的示好，便似乎開始有些變調。首先是哥本哈根的氣候變遷會議，中美兩國一反半年前的水乳交融，會上就減碳量與監督機制多次互槓，成為大會無法形成具體決議的主因。中國因此飽受國際輿論批評，指其「自大」、「賺錢不擇手段」、「缺乏大國責任感」。而美財政部長蓋納訪美時，除了施壓人民幣升值，還公開表示「中國應多買進口商品，美國應減少消費」，讓依賴出口的中國東道主聽來頗不是滋味。尤其歐巴馬在農曆年後，一反其既定政策，在華府接見達賴，並批准六十四億美元的軍火售台，與四個月前訪問大陸的親中表現判若兩人。
西方強權的兩副嘴臉，多少讓中國從「世界大國」的迷湯中驚醒，體會到經濟大國不能沒有政治實力做後盾，日本的衰退便是中國最好的警惕。此外，2012年胡溫體系任期屆滿，中國將有一波權力交替，無論是要交棒的現任領導人，或未來可能的接班者，誰都承擔不起「軟弱」的指控。因此，從農曆春節以來，中國除了對西方國家展現他強硬的一面，也積極結合非西方盟友，藉以累積對抗傳統強權的本錢，連串的動作於四月間達到頂峰。
達賴拜訪白宮與軍售台灣，過往便被許多總統運用為安撫國內保守派的姿態，但針對這兩樁「可以理解」的事件，中共抗議的強度，卻著實讓西方外交人士吃了一驚。而美國對中國鋼管等課以反傾銷稅，北京政府也立即對美國雞肉課稅報復，一點讓人感受不到「中美合體」的情感。尤其引發聯想的，則為中國在過去三個月持續出脫美國政府債券，儘管官方解釋是正常調節，但正好遇上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國會討論操控匯率國家名單，是否真的巧合只有雙方心知肚明。
核能安全是歐巴馬總統念茲在茲的重大政策，尤其伊朗與北韓宣稱掌握核彈製造技術，更讓美國寢食難安。為此，美國特訂四月十二日於華府舉行「核安高峰會議」，邀請47位國家元首與會。但與兩「流氓國家」關係密切的中國，卻直到四月一日才宣布胡錦濤將參加峰會。如此重大的國際峰會，拖到十天前才表明參加，有心給主辦國難堪不言可喻。但華府非但不以為忤，還四處放話稱許中美僵局已然化解，次日歐巴馬還親自致電胡主席，爭取北京支持安理會的制裁伊朗案。但直到峰會結束，中共都拒絕在制裁案上表態，成了美國核安會議上最大的遺憾。中共的不合作，是否迫使美國採取更務實的對華政策，應該五月中的「美中人權對話」便可看出端倪。
除了與美國在既有的架構下互別苗頭，中國也未曾忽略廣結盟友，強化對抗本錢。其中最引起國際側目的，便是核安峰會後，胡錦濤趕赴巴西參加的「金磚四國峰會」。這個由中國、俄國、印度、巴西所形成的四國論壇，去年才在倫敦的G20會議中以發表聲明方式成立，兩個月後首度在俄羅斯進行集會。由於峰會關注的焦點以金融財政為主，《紐約時報》在成立之初便預言，四國可能藉此成為打壓美元的聯盟。英國《泰晤士報》也附和，金磚四國正尋求形成一個「政治俱樂部」，從而「把不斷增長的經濟力量轉換為地緣政治影響力」。與此同時，四月在海南島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也首度提出「E11」(新興經濟體11國)概念，主張將G20國當中的11個發展中國家抽離，另行成立一個新興經濟體聯盟與七大工業國分庭抗禮。如果再加上已經運作成熟的東協加三（ASEAN+3）、東亞峰會（EAS）、和亞太經合會（APEC），一個以中國為核心，可以在財經議題上與西方工業國分庭抗禮的新秩序，已隱然成形。
2010年顯然已經是個「中國年」，對舊世界的穩定而言，中國的挑戰讓這個年註定「不會好過」。但也因為國際權力面臨重組，台灣或許反而有機會從板塊衝撞的岩縫中，找到生存的甘露。關鍵是，台灣的領導人必須更具創意，政策也應該更為靈活。
本文刊載於「亞太和平月刊」第二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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