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對太陽花與反課綱學運抱持反對的態度，不少網友把「深藍學者」、「國民黨打手」、「統派旗手」、「保守蛋頭」等形容詞紛紛套在我頭上。甚至某次電視談話性節目中，一位國民黨籍的民意代表還直指我屬於「深藍」陣營。
我已年過六旬，論述超過百萬字，聽過我上課的學生更是不計其數，我是否在意識形態上屬於深藍，已有充分的資料可資佐證，毋庸我多費唇舌。本臉書的臉友有不少是我過去的學生，我不敢虛言，也相信學生們心中自有一把尺。
無論是彼岸或台灣同胞，向來就喜歡透過「成分」或「出身」，解讀他人言論後的「動機」。但若要論成分和出身，我顯然屬於不折不扣的「本土派」、「愛台份 子」、「前進思想」。因為我雙親皆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父親「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勞工黑手出身，二二八事件還遭受國民黨迫害，家族中更沒有任何人與 政府做過生意；至於我個人的求學過程中，從未獲得國民黨或政府任何補助，求職任教除了師長提攜也從未透過權貴關說，十八歲參加國民黨四十歲被停止黨權迄今 仍未恢復，無論藍綠執政從來也沒當過官。換言之，我過往沒有受過「黨國栽培」，現在六十好幾，對於未來也不敢奢望被栽培。這樣的背景，怎麼竟然成了「國民 黨的深藍打手」
政治研究的目的乃為發展制度架構，使得每個人雖財智不同、利益不同，但透過制度的約束，彼此行為具有可預測性，人群合作也因此可以實現。故而政治學者與社 會學者不同，前者鮮少主張顛覆政府或否定法制，後者則可能因抽象的正義觀念，否定整個體制的適當性。我專攻的既是政治學，對於脫序的現象當然較難認同，但 因此而被冠上深藍打手，未免太過沉重。
在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中，我師承「理性選擇學派」(School of Rational Choice)，這個學派重視個人的經濟理性與邏輯推論，這使我在分析政治現象時，常從政治人物的利益算計出發，然後透過邏輯演繹去解釋可能的發展，各種 「愛台灣」、「民意優先」、「中國或台獨情結」、「關心下一代」等，對我而言不過是隱藏自利動機的政治口號，我自己當然也鮮少以此為分析的基礎。
但多年來參與談話性節目的經驗告訴我，無論是製作單位或節目來賓，很少人真正關心論述是否嚴謹與完整，媒體要的只是辛辣的言語與爆料的內容，就算這些言語 與內容後來被證明為誤，節目也很少自我反省或檢討。反而那些經常散布不實言論的人，還依然是座上常客，這在先進民主國家的電視節目恐怕難以想像。不少朋友 勸我別再上這類節目，但我總認為上節目的壓力迫使我關心時事，多少也為我的學術象牙塔打開一扇窗。
但當我這樣一個學者參加了談話性節目，卻很少人相信我是「真的來分析事件」的，不少來賓與觀眾寧可相信我是來為特定立場代言的，因為這樣節目才有對立的可 看性。故當我的觀點與節目常客不同時，便先將我「歸類」，使得這些差異可以被簡單的合理化，至於誰的觀察較能經得起經驗檢證？不僅來賓不關心，製作單位也 沒興趣，觀眾則被迫接受許多似是而非的論述。
問題是，民主的運作必須建立在「理性」的論辯上，如果我國電視節目的論辯盡是充斥些捕風捉影與情緒性的發言，民主的運作便宛如沙地城堡難以穩固。尤其台灣 是個海島型國家，台灣的生存必須仰仗國際關係的拓展，動不動就懷疑有人賣台，台灣又如何走得出去？如果再沒有人發心為台灣保留理性討論的空間，或許我也該 退回學術的象牙塔，靜待風雨是否可能轉趨平靜。
本文2015/09/02發表於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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