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舉向來著重「淘汰」的機制,投票時選民想的是如何以選票,教訓某個他們不喜歡的政黨或政治人物,至於當選人將來是否做得更好,或是否可能錯誤解讀選票意義,則很少是選民投票時的考量。針對選民的特質,台灣的選戰看不到太多的政策辯論,充斥著盡是負面文宣,目的便是在強化選民對對手的反感。
由於感受不到政策論述的重要性,候選人往往只有競選團隊而無政策師爺,反正只要強化選民對對手的負面觀感,就算被稱為「空心菜」也依然可以當選。理論上,選民所以拋棄舊的政黨,無非希望政策能改弦易轍使生活過得更好。但在著重「淘汰」的選舉文化中,選民只急於把在位者趕下台,至於新人有何新政,便不是選民關切的議題。反正,做不好下次再轟他下台。
無論是學者或官僚,只要對公共事務有深入的關切,往往便會對政策有特定的執著。畢竟,同一議題的政策選項林林總總,如能源便有太陽能、核能、天然氣、燃油、燃煤等,學者專家透過不同的模型解讀,對政策偏好也會產生差異。這是為何,在著重換黨換政策的選舉文化中,競選各方會在選戰過程中便公開自己的政策班底,藉以強化選民對未來政策的信心。因為,真正的學者專家是不會在政策偏好上隨政客起舞,選民只要看到某人為候選人捉刀政策,便幾乎可以斷定選後的政策走向。故英國有所謂的「影子內閣」,美國則未待選戰揭曉,相關個股便已在華爾街表態。
著重淘汰精神的我國選舉,對未來政府的組成則相對較不關心。好處是,當選人可以有較大的空間安插人手;壞處則是,選民對未來政策的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感。由於當選人乃以個人魅力而非政策論述勝出,未來政府組成的人選便取決於個人的政策偏好,政黨甚至無置喙空間,但選前既無清楚的政策主張,國家未來的走向便更諱莫如深。故而,英國大選後新政府便立刻上手,美國則只有約兩周的看守期,但在我國各部會首長卻要選後三個月才陸續出爐。
選民也許只想淘汰無能政府,並無意政策的大幅轉向,故蔡英文先前的「憲政體制」與「維持現狀」,的確讓許多選民放心的支持政黨輪替。但選前既未公開政策班底,便等於授予當選人空白支票,讓她可以在選後憑個人偏好填補重要的決策職位。如果「人」確實決定政策走向,就目前宣布的人事安排,似乎已透露了政策轉向的端倪。
任何生嫩的觀察家都看得出,台灣未來的重要議題是維持兩岸和平與參與國際區域合作。但即將上任的行政院長林全是財稅專家,未來施政的興趣應該在內政改革而非國際拓展。延續兩岸和平氛圍,使兩岸經貿保持活絡,或是新政府的急迫課題。但內定國安會秘書長與陸委會的主委,俱屬外交長才缺乏大陸交手經驗,少數民進黨「知陸派」如童振源,卻只被安排在幕僚性的發言人位置。相對地,大老謝長廷被派駐日本,明顯有助提升台日關係;外交部長又由長期駐美的李大維擔任,加強中美關係也不言可喻。就這些初步人事安排來看,未來政策的走向已很明確,那便是親美日而遠中國。
以此觀之,五二○的就職演說,若刻意的忽略北京政府感受,應該不會讓人意外。
本文 2016/04/17 刊載於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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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國民黨黨主席補選,堪稱該黨遷台以來最具競爭性的黨內領導人選舉。為求勝選,幾位候選人選前相互較勁毫不手軟,身兼代理主席的黃敏惠在過程中被指控「假請假、真濫權、球員兼裁判」,黃敏惠則質疑對手「為了和平不要中華民國」,李新更自稱「黨改炸彈客」,各方火力全開全然不像剛剛遭逢慘敗的政黨。當選的洪秀柱得票率百分之五十六,沒有李新預言的九成八現象,間接證明這次選舉的確是玩真的。
但國民黨文化向來充斥著「不忮不求」、「萬眾一心」、「鞏固黨中央」的虛驕身影,首見候選人如此拚搏,難免讓有些黨員憂心國民黨是否將就此分裂。尤其,選前為了強化各自支持者的向心力,有些候選人還觸動黨內敏感神經,刻意營造「本土派」與「中國派」的對立,使得選後的復合平添許多崎嶇。有些人因此預言,洪秀柱傾中立場鮮明,她的當選將引發黨內一波出走潮,使得已被打趴的國民黨更是雪上加霜。
但筆者認為,這些觀察與揣測,乃依據執政八年後的國民黨現況,在地方政府六都輸到只剩一都,中央則行政立法全部敗陣後,這次黨主席選舉的激烈戰況,反而呈現了國民黨未來再生的契機。
就國民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經驗觀察,該黨在野時並未曾發生路線之爭或內部分裂,反而是執政時內部齟齬顯得最為嚴重。李登輝執政時,國民黨曾有主流與非主流之爭,後來甚至造成新黨出走;宋楚瑜與國民黨的決裂,基本上也是因為泛藍勢力有機會贏得兩千年的大選。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則表現出團結的氣象,不僅2004年有連宋合,2008年更讓馬英九獲得超越李登輝的選票。這兩年國民黨遭逢前所未有的大敗後,料想黨的內聚力道應該更勝於以往,套句蔣介石當年敗逃來台後所說的,因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
「台灣優先」或「大膽西進」向來是造成國民黨內部分裂的重要議題,執政時這些主張動見觀瞻,各派無不施展渾身解數企圖影響決策,加上領導人私心自用黨不分裂也難。但現在行政立法民進黨整碗捧去,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已無決策權,當然也少了製造黨內分裂的因子。選前擔心洪秀柱過度傾中,但選後洪只是個光桿黨主席,想「賣台」也沒有立法院可以號令,黨內如果有人想跟黨中央對幹,恐怕連題目都不好找。尤其,各方預測五二○後兩岸情勢將十分險峻,新的國民黨主席最好雙唇緊閉,否則難保不會成為替罪羔羊。
面對黨內外的客觀情勢,新任黨主席未來只能將全部心力投注於黨核心理念的再造與黨組織的重整。缺乏黨內資歷,甚至還是白色恐怖受害家屬的洪秀柱,在處理這兩項任務時,將較目前國民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更沒有包袱。國民黨如果能在兩岸議題外另闢新戰場,而對手又受困於講不清的「九二精神」與「中華民國憲政」時,國民黨便不難搶回話語權。但新任黨主席如果企圖效顰連主席,也想弄個「破冰之旅」,則在民進黨執政下,國民黨恐怕也只能扮演黃安的角色,成為民進黨繼續執政的提款機。
本文 2016/03/27 刊載於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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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2014年九合一選舉與2016年總統立委大選的慘敗,國民黨未獲得年輕選民支持已是不爭的事實。選後黨內外對此曾有不少檢討的聲音,如高房價、低薪資造成年輕人對政府的不滿;或國民黨沒有積極培養青年人才,造成與年輕世代疏離。這些看法有其依據,但問題是應如何改革,國民黨才能喚回年輕人的心?
年輕世代與國民黨的疏離,有兩個不同層次但彼此相關的原因。一為世代不正義的結構性因素,國民黨作為執政黨自然成為替罪羔羊;另一則因政策對年輕族群的不友善,造成年輕人對國民黨的不滿。在結構性與政策性因素的相互牽扯下,國民黨就算有意贏回年輕人的心,似乎也沒有太多籌碼可以運用。民進黨雖因年輕選民背棄國民黨而獲利,但高興應該只是一時,由於本質上與國民黨同屬資本家政黨,國民黨今天面臨的困局未來也可能複製於民進黨。
在一篇題為「年輕人全都是左派」(The Kids Are All Left)的文章中,《時代雜誌》便直言結構性的世代衝突正在擴大中。文中指出,老年族群從美國立國以來便是經濟的弱勢者,但近三十年來卻已被徹底的翻轉。由於全球化的經濟趨勢,年輕人已成為當前國際分工下的最大受害者,由於工廠移到海外,自動化生產又減少許多就業機會,年輕人薪資十餘年來幾乎沒有成長。根據1983年的統計,家長年紀在六十五歲以上的家戶所得,是家長年紀在三十五歲以下家庭的八倍;但同樣的統計在2013年已擴大為二十倍。由於所得無法提升,三十五歲以下的美國千禧年世代(1985年後出生),目前有近四成選擇與父母同住,比起三十年前的兩成五增加許多。由於謀生不易,年輕人擁有第一筆房產與第一輛汽車的平均年紀,已遠高於父執輩,故許多年輕人選擇晚婚,甚至不婚,造成千禧年世代在同一年齡的成家比例只有上一代的一半。缺乏男女分工的家庭支撐,年輕一代的所得更難獲得突破,造成世代分配上的惡性循環。
台灣對外貿易依賴性上遠高於美國,全球化對年輕族群所造成的傷害,想必更甚於美國。故在馬英九的第二任期中,薪資15年沒有調漲、22K、兩岸經貿獨厚財團、所得差距擴大、房價高居不下等,讓執政的國民黨疲於奔命。但若美國、日本等經濟大國都面臨相同的窘境時,全球供應鏈下的台灣,又如何能獨善其身?民進黨指責這是對外經貿政策過度向大陸傾斜所造成的惡果,但除非台灣鎖國自閉,在全球化趨勢下台灣還有其他選擇嗎?
更糟糕的是,世代失衡也限制了政府政策的選擇。要提升年輕族群的競爭力,政府便必須增加教育投資,但高齡化社會使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排擠了政府可以投入教育的資源,造成年輕人剛踏出校園便得揹負龐大的學貸還款壓力。但還款壓力事小,教育如果不能提升,競爭力便只能原地踏步,使得世代失衡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尤其令人憂心的,高齡化社會使得各項年金加速去化,不管年輕人如何努力賺錢填補,高齡族群支領的速度仍然快過進帳。這使得這一代年輕人未來退休時,恐怕將無法全額領到政府所承諾的退休金,不少媒體預測,台灣的勞健保甚至可能面臨破產的命運。
面對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年輕人對現狀的不滿可想而知。國民黨先天揹負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負面形象,長期執政過程中又明顯偏袒企業界,加上馬英九執政期間承諾不斷落空,年輕人當然把所有帳都算在國民黨頭上,此一狀況與大部分美國年輕人不喜歡共和黨頗為類似。但若說民進黨可以理所當然的承接大部分年輕選票,則未免又有些一廂情願。
根據美國人分析,這個千禧年世代比記憶中的任何世代都更嫌惡政黨標記(more allergic to a party label),近半數以上的美國年輕人將自己歸類為「獨立選民」,遠高於全體樣本的百分比。這與這一代成長於網路的虛擬世界有關,由於網路充斥各種匿名假消息,千禧年世代比其他任何世代的同齡者都更不相信他人,研究顯示美國年輕人只有約19%表示可以信任旁人,這種多疑性格使得新一代的政黨認同明顯薄弱。由於不相信政黨與政治人物,千禧年世代的投票率也是各年齡層中最低的。這是為何,美國年輕人不喜歡共和黨,但共和黨在過去兩次的期中選舉卻還頻頻告捷,因為78%的美國年輕選民自認不關心政治。
面對世代的失衡,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宣示,將把年金改革視為施政第一要務。但回顧民進黨歷史,該黨當年便因主張發放每月三千或五千的非排富老人年金而爭取到不少中高齡選票,謝長廷更曾是「老人假牙政府買單」的始創者。就黨的發展經驗來看,要民進黨揮刀刪減老人福利恐怕黨內派系將有不少疑慮。再者,媒體報導蔡英文曾承諾美方,就任後國防預算將不少於GDP的3%。蔡英文有心縮小世代差距,但錢從哪裡來?年輕人期待蔡可以帶來改變,但在全球化的格局下,新政府的選擇其實不多。民進黨與年輕世代的蜜月期,預期將極其短暫。
面對這樣一個翻轉的年代,國民黨又該如何定調青年政策?國民黨欠缺的,其實是可以串聯產業政策、對外關係、階層利益、與政府運作的基本政綱,缺乏明確一貫的基本政綱,任何青年政策便如同液化土地上的華廈經不起地震的考驗。以美國為例,共和黨在雷根時代政策方向清楚明確,儘管大砍教育預算,卻依然獲得不少年輕人支持,因為黨讓他們看到未來;現在的共和黨由於陷入路線分裂,雖然檯面領導人都遠比對手政黨年輕,甚至還提拔了近世最年輕的國會議長,但年輕選民卻還是倒向74歲的民主黨桑德斯,因為路線的分歧讓年輕人感到徬徨。
客觀的條件其實為國民黨鋪陳了許多再起的機會,但國民黨若不能在治國理念上與民進黨做出區隔,民眾又如何甘心將自己的命運交到國民黨手上?過往的統獨區隔與三民主義在這次選舉中已被證明無法喚起共鳴,國民黨必須在現有的支持群體中建立新的核心價值與論述。再以核心論述為框架,研擬一系列具有一貫性的政策主張。無論這些政策是否符合青年人的立即利益,青年人必會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但如果缺乏核心理念與論述,就算有包裝精美的宣傳與物質誘因,年輕選票還是不可能回流。
本文 2016/03/17 刊載於 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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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黨提案修改「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主張將立委的調查與聽證權,由現行以政府機關為對象,擴及法人、人民團體、及個人。這些單位或個人若未在五天內提供資料,甚至可被處以十萬元以下罰鍰。此議一出,立刻遭到選戰盟友民進黨立委質疑是「擴權」,有將立委職權無限上綱的嫌疑。另有委員表示,賦予立委調查權可能傷及個人隱私,甚至變成另外一種的白色恐怖。
其實正如黃國昌委員所言,先進民主國家國會向來都認可國會有權向任何關係人,無論是政府或民間,調閱與國會運作有關的文件或資料,不配合者甚至會受到國會或司法的懲處。美國早在1812年,便曾因委員會祕密會議內容被登載於報刊上,國會要求報社提供洩密者資料,被報社以保護新聞來源拒絕,結果編輯與記者便因此受到國會的監禁處分。此一案例恐怕比侵犯隱私更嚴重,因為已涉及對新聞自由的威脅。
但上述的事例在1847年最高法院的判決文中獲得支持,法院認為:「國會有進行調查之權,乃國會無可爭議的權力。因為國會本就是國家最高的調查單位,有權主動進行調查及命令證人出席作證。若證人因拒絕合作而構成蔑視國會的罪名,國會有權施以懲戒不必依賴司法的協助。」1857年,美國國會甚至透過立法,對拒絕出席國會作證,或拒絕提供資訊與拒絕回答問題的官員或平民,由法院以行為不檢提起公訴,最重得處一年以下徒刑與一千美元的罰款。
但正如民進黨立委所擔憂的,調查權若無限上綱,有可能造成另一種形式的白色恐怖。上個世紀五○年代,麥卡錫參議員便曾濫用聽證調查權,造成千百人遭到社會隔離甚至導致自殺的悲劇。故而在擴大國會調查權的同時,某些限制當屬必要。例如,美國最高法院1881年的判例便指出,國會進行調查與聽證必須與其「立法目的」相關,否則被傳訊者可以拒絕配合。1957年法院更進一步強調:國會行使調查權,雖為國會發揮立法功能的固有權力(inherent power),但國會不得「只為曝光而進行調查」。
過於寬廣的立法調查權當然也可能損及三權分立的精神,故而司法機構若對相同事項啟動調查,國會調查通常便會喊停。尤其時代力量黨念茲在茲的,便是想以調查權干預政府對外談判的進行。但美國法院在1959年的判例便指出,「專屬於政府其他部門的業務,不應成為國會調查權行使的對象。」由於對外談判是行政機構的專屬權,立法機構便不應在談判過程中發動調查,若對談判結果有疑慮,也只能忍到對外協議送國會審核時才得啟動調查。著名的憲政學者費雪便指出:「政策的形成常須保密,故有賴國民對政府的信賴,國會沒有任何人有權要求取得談判間的各項準備文件。」
調查權是健全立法的必要之權,身為立委實在沒有反對的立場。西方立法例早已提供了許多防範濫權的措施,例如,啟動調查權必須以立法目的為前提、必須由委員會而非議員個人行使、必須尊重三權的界限、必須達到基本人數才得召開公聽會、調查範圍應經議決等。民進黨立委若對調查權有疑慮,應該由嚴格規範行使程序著手,而非自縛手腳否定改革國會的契機。
本文 2016/03/03 刊載於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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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遭逢連續空前的慘敗後,各方對敗選原因的蠡測不斷,開出的偏方更是各抒己見。多數人認為馬英九政績不佳是主因;陣前換將造成支持者分裂也散見於各種分析;但也有認為政黨冠上「中國」讓國民黨背負原罪;更有不少歸因於「子瑜效應」造成慘敗;當然,與年輕世代脫節也常被提起。各種原因林林總總,但在筆者看來核心問題似乎並未被觸及。
如果說2004年的兩顆子彈與2016年的子瑜事件都曾對選情造成重大影響,國民黨的幹部與支持者便應省思,何以民眾對黨的支持竟是如此的脆弱與善變?如果說名稱有「中國」二字便使得支持者轉頭而去,何以在科技快速變遷的今天,英國有個自稱「保守」的政黨竟還能在過去四十年內贏得多數選戰?如果說馬英九政績不佳導致慘敗,但馬再無能也比貪腐的陳水扁好,國民黨得到的教訓難道符合比例原則?至於新世代因素,美國共和黨同樣被認為忽略青年人的福祉,但千禧年後的選舉也不曾輸得這麼慘。總而言之,如果不能掌握國民黨潰敗的真正主因,未來的任何改革將只是危樓外加裝潢的虛飾。
過去威權統治時代,「大中國思維」是國民黨維繫其外來少數政權正當性的重要依據。在那個不能自由組黨且二二八傷痕記憶猶新的年代,反對勢力以台獨主張串連各地的反政府力量,便成為自然的選擇。從此,統獨成了台灣政黨區別異己的重要標誌,甚至教改、環保也都要透過統獨認證。但事實上,統知道反攻大陸無望,獨又何嘗不知建國路迢迢?但各自為了外在因素與內部團結,沒有一方敢早於對手主動放棄過時的政黨桶箍,於是「維持現狀」竟反諷式的成了兩黨的共同主張。
人民選擇依附政黨,主要乃建基於對未來願景的期待。政黨如果強調維持現狀,便代表政黨已無法再激發民眾的熱情與穩定的認同。此一狀況對國民黨尤其不利,因為一個原本外來少數統治的政黨,如果無法激發本地人民跨世代的認同,現實的檢驗將極為殘酷。任何黨產利益的分配、地方派系的結合、或國外勢力的干預,對一個失去願景的政黨,充其量也只能延續形式上的存在。至於去中國化或結合本土利益,更只是凸顯黨的沉淪與缺乏理想。過去公投綁大選、中國恫嚇、兩顆子彈、甚至子瑜事件,在在都讓國民黨剉著等,便透露出支持者認同度不足的警訊,只可惜黨領導人寧可自欺欺人而不願面對。
此次大選,民眾已做出了抉擇,讓傳統支持台獨的政黨大獲全勝。但民進黨空前的大勝,又何嘗不是國民黨脫胎換骨的良機?民眾既然選擇將國家命運全盤交給民進黨,國民黨便不應在國家認同與社會安定上強調既有的使命,因為事實證明這套說詞選民並不買單。故而,國民黨在統獨對立的議題上,應該轉趨低調,放手讓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國民黨政治人物如果還繼續高調進出大陸,與北京政府頻頻示好,將只會讓執政者找到藉口,除了抹紅國民黨並將兩岸關係停滯歸罪於在野黨掣肘;更嚴重的,沒有願景的統獨政黨競爭,也將歹戲拖棚。
在政黨政治的浩瀚研究中,學界早有定論,以社會經濟地位差異的選民為訴求,政黨競爭往往較為溫和與穩定。以美國為例,共和黨長期以企業、白領、專業人士為訴求;民主黨則尋求少數族裔、勞工、與中小商人的支持。百餘年來美國兩黨的政黨板塊,僅只發生過三次挪移,高穩定性自然降低了不少競選的肅殺之氣。同樣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也有類似的現象,百分之九十七的企業捐款幾乎都以保守黨為對象,工黨則享有工人階級百分百的支持。儘管英國社會也有新舊教、蘇獨、脫歐等意識形態的問題,但建基於社會經濟差異的政黨競爭,讓這些分裂性議題降低了不少衝擊性。
曾經長期執政的國民黨當然也曾在某些社會經濟階層獲得較高的認同,例如,企業界、大陸台商、軍公教人員,長久以來便被認為與國民黨走得較近。只可惜政權法統掩蓋了相關政策的重要性,國民黨並未讓這些族群感受到黨的關注與照顧。馬英九執政時,甚至不惜犧牲這些族群的權益,換取個人「全民總統」的美譽。事實證明,民進黨的支持者並未受到感動,國民黨的傳統票倉卻反而因此崩解。
若有心振衰起敝,國民黨請不要再沉醉於兩岸和平或活路外交的成就,現在既是民進黨全面執政,就讓民進黨依其步調放手去做。國民黨要重視的,是對企業、台商、與軍公教的照顧,若對兩岸關係有所評論,也應該是為這些階層的利益代言。國民黨若能走出這一步,民進黨必然也會跟著質變,台灣出現健全政黨政治也就指日可待。在民進黨執政的未來四年內,如果國民黨竟扮演起黃安的角色,這個黨的泡沫化也就為時不遠了。
本文 2016/03/02 刊載於 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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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中立化是民進黨宣示的國會改革首要項目,但兩位新當選的正副議長,蘇嘉全與蔡其昌,從表明擔任議長意願到最後通過立院投票,都很難讓人對中立化的改革目標懷抱信心。儘管兩位選前曾公開承諾,當選後將遵守民進黨中常會所決議的國會議長中立化三原則:不參加政黨活動、不擔任黨職、不參與黨政協調平台,當選後也會辭去民進黨中常委,不介入任何民進黨的活動。但立院生態與各種主客觀條件,又豈是兩人說了算?
舉世公認,英國國會是議長中立化最成功的典範。以英國成功的經驗對比台灣,我們對立院的東施效顰實在難有信心。首先,英國多數黨在提出議長人選時,必會與少數黨先行協商。因為所謂中立是對整個議會,而不是僅對多數黨議員。但民進黨卻是自顧自的逕行在中常會通過議長中立化的改革方向,事先完全未與少數黨諮商,彷彿少數黨只有跟風的資格。如同民進黨批評馬政府的多數黨組閣是在設計蔡英文,民進黨中常會的中立化決議,難道不也一樣把個好議題弄得像政黨鬥爭?
由於沒有與少數黨事先協商,所以在民進黨決定人選前,國民黨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開議第一天選舉正副院長,兩黨自然強勢動員全力鞏固自己的選票,由於政黨堅壁清野,選舉結果並無意外。但議長的產生如果必須透過黨的強勢動員,議長未來又將如何堅持中立?美國議長便是在朝野政黨各推候選人,以公開競爭的方式選出,但美國議長也是舉世公認最具黨派立場的議長。我國立院既希望創造中立的議長,但卻又採取美國式的議長選舉,目的與制度不相稱的運作,如何讓民眾對議長中立有信心?
其次,為貫徹中立化的精神,英國議長必須是資淺議員(後排議員)所同意的人選,所以就職時也象徵性地由資淺議員簇擁登上主席位。英國乃由內閣領導國會,議長如果仍然屬於黨內的決策高層,資淺議員與少數黨議員的問政空間必會受到嚴重擠壓。故而,英國多數黨所提名的議長人選,多是沒有政治企圖心的資深議員;由於沒有政治企圖心,少數黨與資淺議員才會相信,議長能緩衝執政黨的壓力保留他們發揮的空間。
但這次當選正副議長的蘇嘉全與蔡其昌,一是前副總統候選人,一是中生代政治新星,怎麼看也不像沒有政治企圖心的政治人物。提名過程中,先是由極可能擔任未來黨魁的陳菊進行協調,再由蔡英文拍板定案,連假投票也省了,完全就是個高層閉門決策的模式,絲毫看不到後排議員的參與。印度脫離英國獨立時,全盤照抄英國的國會運作制度,但由於印度的封建傳統,難以接受議長由名不見經傳的後排資深議員擔任,所以還是挑了重量級政治人物擔任斯職。此一調整,學者認為正是造成印度國會紛擾不安的主因。民進黨人選的選擇,不也讓人感覺正在重蹈印度失敗的覆轍?
我國立委只有113人,人少使得委員的獨立性增強,面對百多位強勢的個別議員,議長恐怕也只能力求中立以明哲保身—一如王金平過去的操作模式。但這樣的中立方式,應該並不是民進黨所構想的,否則蘇蔡兩人豈不形同被推入火坑?
本文 2016/02/02 刊載於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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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營人士指出,此次國民黨在總統與立委選舉中的慘敗,可視為選民對九二共識的否決公投。甚至還有名嘴在節目上表示,選舉結果證明「子瑜共識」已取代「九二共識」,未來新世代的主體意識將會越來越明顯,「中國因素」則已被壓縮至最小。
此一說法有些言過其實,因為自有競爭性的總統選舉以來,台灣選民呈現的是「抗議性投票」(protest voting)傾向,亦即投票乃為「表達對執政者的不滿」,較少思考以選票改變國家走向或憲政秩序,甚至連「選賢與能」也僅是次要。 這或許可以視為「威權解放後症候群」:在過往長時的威權統治下,民眾被馴化為被動的服從權威,個人僅是體制下的小螺絲釘,一己的選擇不可能影響國家發展的 走向,政策均由「英明」的層峰定奪,由於體制具有高度的穩定性,挑戰體制將註定失敗。民主開放以後,台灣民眾享有更多的選擇權,但在「威權子民」的心態 下,許多選民卻寧可在金錢誘惑下出賣選票;另有更多的選民,則將選票視為單純表達不滿的工具。因為習慣性的思維告訴他們,選票改變不了大局,但用來發洩怨 氣讓有權者難堪,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故而,蔡英文當選乃因民眾普遍討厭馬政府,而非民眾否定或想改變馬執政時所堅持的九二共識或其他政策(事實上,蔡在選戰中所提出的替代政策極其模糊,選民根本無從追隨)。周子瑜事件或許催化了部分選票,但同樣也僅止於宣洩憤慨,而不是傳達兩岸應該停止交流的訊息。同樣的,2008年國民黨取得壓倒性的勝選,也是因為選民對陳水扁貪腐的嫌惡,不能妄議為選民反對「一邊一國」支持「同屬一中」。
由於選民對政策,甚至憲政,的冷漠,2000年以來台灣共實施了六次公投,竟然沒 有一次能跨越門檻成功表達民意。政黨操作固然是公投無法成案的主因,但根據歷次民調,只有40%的台灣選民具穩定的政黨認同(遠低於美國的80%),政黨 操作的空間照理相當有限,若非習慣性怯於以選票反映對政策想法,公投怎會連50%門檻都無法跨越?身處在這樣一個「公投無法綁大選」的社會中,把選舉結果視同選民對某項政策的「公投表態」,怎麼看也顯得牽強。
如果選舉結果僅是選民對執政者的抗議性投票,把得票率解釋成「藍綠板塊移動」或「年輕選民流失」,便顯得有些矛盾。 根據政治學的研究,政黨板塊向來十分穩定,就連美國這個民主大國,政黨運作兩百年的經驗中,也只有三到五次的政黨板塊移動(party realignment)。台灣何德何能,民進黨在2008年大選慘敗後,只花八年時間「板塊」便挪移回來?說穿了,這只是選民抗議性投票的現象,無關藍 綠板塊。
把國民黨敗選歸咎於「年輕選民流失」,也同樣難以成立。我80年代末返國授課時, 校園內便已瀰漫反國民黨的強烈氣氛,當時抗爭的議題是「黨部滾出校園」。年輕族群具有反體 制的傾向,是舉世皆然的現象,台灣當然沒有例外。但國民黨既已被 年輕人討厭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且每次選舉也都會有一定比例首投族出現,何以年輕族群過去無法改變藍綠「基本盤」,今年卻表現亮眼?不應忽略的是,在少子化 趨勢下,今年首投族的比例遠低於20年前,何以以前年輕人辦不到的,卻在今年年輕人的手上完成?以時代力量黨的崛起為例,固然有不少年輕人公開動員支持, 但能躍升第三大黨,恐怕還是歸功於以激烈的語言迎合抗議性投票者的口味。
如果「抗議性選票」左右了這次選舉的結果,國民黨其實沒甚麼好懷憂喪志的。以三成抗議票為例,蔡英文應該約有近兩百萬得票,屬於這類反現狀的選民。四年後蔡英文若要追求連任,關鍵便在她能否成功撫慰這些抗議性的支持者。就客觀環境而言,這當然不是輕鬆的任務。對國民黨來說,如果能重新調整組織與策略,四年後應該有機會坐享抗議性選票的回籠;但如果努力不夠,讓這塊大餅被第三勢力搶食,百年政黨可能將從此一蹶不振。
本文 2016/01/29 刊載於 觀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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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民進黨中常會依據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的指示,提出國會議長中立化的立法院改革方針。要求未來民進黨所主導產生的立法院正副院長,必須依循三項原則:一、不 應參與政黨活動;二、不應擔任所屬政黨任何層級的職務;三、除依據憲法代表立法院,參與由總統召集、行政立法之間解決爭執的相關會議外,不應參與黨政協調 平台機制的相關會議。此外,中常會也強調,未來立院正副院長主持議事,應秉持議事的中立原則。
民進黨在取得國會多數席次後,能將議長中立列為國會改革的首要之務,出發點令人佩服。但問題是,我們的立法院長究竟擁有多少實權而必須保持中立?若議長權力大,為免議事被不當操弄,當然有必要規範議長的中立性。若議長根本無權,只要大家依議事規則行事,又何必擔心議長是否中立?民進黨提出的三原則,其實讓人覺得捨本逐末,並未直指問題核心。
與英美國會議長比較起來,我國立法院長的法定職權,其實少得可憐。僅列舉數個主持會議的基本權力為例:英國議長只要從議長席上起立,所有議員便必須回復原 位,使得我國立院常見的抗爭場景根本不可能出現。名相迪斯瑞利因此曾說:「只要聽到議長法袍的婆娑之聲,議場立刻寂然。」英美議長也都擁有判斷發言尺度的權力,如台灣立委常以穢言自詡草根,在英國只要發生三次便會被不定期逐出議場。更重要的,英美議長均擁有「指名發言權」,議員必須得到議長允許才得在議場發言,美國議長更常以此冷凍桀傲不遜的議員,我國則採登記發言制,主席全無准否的空間。我國立委開會時常運用「程序發言」阻撓議事的正常進行,但在英美國會,議長可以當下立判發言是否屬於「程序」,美國議長甚至可以主導程序委員會事先禁止程序問題的提出。其他如禁止議場打手機、嚴格限制發言時間、定時表決、拘捕刻意缺席議員等權,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過去立法院長所以看似權力無邊,主要因為他可以主導議程安排,並且是所有法案協商的當然主持人。這使得行政機構見了院長必須禮讓三分,造就院長成為「喬事中 心」,院長再以此市恩立委,爭取朝野對他「議事外功能」的相挺。故而,改革議長制度,首要之務應是議事日程安排的制度化,與政黨協商的廢止。少了這兩項主導權,立法院長對朝野立委與行政機構便失去了攏絡的工具,就算不想中立也不行。
但話說回來,若民進黨希望院長只扮演個純粹的「會議主席」,前述英美議長所享有的主席權,也應該聲明予以尊重。否則,既沒有喬事的軟實力,又不具維護議場秩序的硬底子,這樣的議長充其量只是嗜血議員的肉靶,對立院運作的改善並無助益。
若說議長中立,誠如中時社論所指出的,王金平其實算是「最中立」的立法院長。在缺乏主席權支撐的客觀環境下,王為了「中立」甚至導致議事延宕,讓國會的多數 意志無法得到貫徹。故而,國會觀察者所最擔心的,其實並非議長中立化的問題,而是議長的會外行為,如馬英九批判前院長王金平便因他為柯建銘喬司法案件。民進黨有心建立可長可久令人信服的議長制度,重點便應加強議長會外行為的制約,如職務外收入、親屬經營事業、參與院外酬酢、甚至議長遭指控不當作為的調查程序等,我們期待這可以是民進黨下一波的議長改革重心。
本文 2016/01/21 刊載於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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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選舉,台灣選民做出了重大的抉擇:民進黨同時贏得總統與國會過半席次,取得完全執政的優勢。民主國家政黨輪替原本稀鬆平常,況且2000年民進黨也曾執政過,但此次贏者全拿影響卻非同小可。
照理,總統位高權重決定一切大政方針,但在弔詭的憲政體制下,台灣的總統卻無須出席國會為政策辯護,甚至美國行之有年的國情咨文在台灣也無前例可循,這無疑提供總統一個有利的隱藏機制。故而,蔡英文說,她將在現有憲政體制下勉力維護現狀,應該有實現的可能;因為,身為最高決策者,她可以不必解釋實際的作為並接受國會的檢驗。但當民進黨完全執政,同時取得國會的過半席次後,此一情況已經產生了某些化學變化。
在總統與國會多數同屬一個政黨時,行政院長便只是總統的幕僚長,他在立院的詢答,將立刻被解讀為總統意志的呈現。陳水扁時代朝小野大,總統常抱怨在野黨的杯葛,使他無法落實民進黨各項政策;但此一狀況,卻也使得陳總統享有絕佳藉口,可以擱置民進黨的「一邊一國」及反核主張。此次,民進黨完全執政,蔡英文勢必將直接面對來自對岸、美國、日本、與自己泛綠陣營,要求堅定處理兩岸關係與非核家園的議題。拒不處理,將使得民進黨難以面對2020年的選情;努力處理,卻又必須考量台海和平與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
國民黨以外來少數政權治理台灣,堅持「一個中國與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大陸」,無疑是維護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儘管各方對此主張嗤之以鼻,內部也心知肚明這只是個虛幻的口號,但由於關係政權存在的基礎,在過去六十年來無論退出聯合國或邦交國減少到二十出頭,國民黨在眾人笑罵下從來也不敢稍有退縮。但不經意間,「一個中國」的主張卻因大陸無法以武力奪取台灣,而成了兩岸的「共識」,成了維持兩岸互動的框架。
由於宣稱擁有全中國的主權,明顯缺乏合理性,只要有機會民進黨便一定以此調侃國民黨,甚至大辣辣的主張台灣獨立。因為誰都清楚知道,為了歷史傳承與統治合理性,國民黨必須挺住所有對一個中國的質疑。換言之,一個中國彷彿是國民黨築起的一道高牆,高牆外可以平息中共犯台的藉口,高牆內則允許既得利益者放心搶食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敢揭發國王的新衣,民進黨成為台灣人民的希望,甚至操守瑕疵與脫序抗爭都被寬容以對。
這次選舉推倒了高牆,缺乏高牆的掩護,新執政者將被迫提出「沒有九二共識的兩岸政策」。如果民進黨沒有取得國會的多數,陳水扁時代的含混也許可以再被複製,但這次選舉不僅民進黨國會議席過半,還拉了個代表偏激獨派的時代力量黨進入國會。如果時代力量黨模仿民進黨過去的作為,以議事抗爭逼迫新執政者把台灣定位說清楚,民進黨還能依恃高牆回應得理直氣壯嗎?
完全執政後,民進黨當然想築起一道新矮堤,避免碰觸國家的敏感神經。但國民黨用了六十年才與中共建立共識,時間難道還站在民進黨這邊?更何況今天的中共已非冷戰時期的土八路,美日與對岸又豈會容許台灣獨自新築矮堤?黨的壯大既建立在對手的荒謬下,完全執政後如果不能實現「正常國家」,支持者能接受嗎?
本文 2016/01/17 刊載於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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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選舉民進黨當選總統的機率甚高,立法院也可能贏得過半席次的,但選前一周卻突然開始呼籲支持者集中政黨票支持民進黨,不要配票給時代力量黨等友黨。民進黨的理由是,時代力量黨僅提名六個不分區名額,若取得過多政黨票,在無人可以分配的情況下將造成選票浪費,而不分區票分散也將會影響民進黨名單十三名以後進入立法院的機會。
從太陽花學運以來,時代力量黨從成立到參選,民進黨可以說呵護有加。不僅在若干選區提名時禮讓該黨,標誌性人物也輪番出現在該黨的造勢場合上,聲嘶力竭的呼喊加油。民進黨中央現在呼籲支持者將政黨票集中投給民進黨,當初奮力為時代力量黨加持的公眾人物,便只能尷尬的改口,彷彿先前肯定的好人,在黨一聲令下後便成了可拋棄的包裝紙。
根據民進黨幹部的觀察,在政黨票集中的號令發出後,選票確實有回籠的跡象。但選票沒開出便四處放話說時代力量黨的票數已經過多,萬一造成時代力量黨無法跨越百分之五的門檻,民進黨承擔得起打擊青年參政與背棄盟友的罵名嗎?尤其減損自己標誌性人物的信譽,活生生要他們吞回先前支持時代力量黨的呼籲,這個代價值得嗎?
某位媒體主持人說,時代力量黨是喝民進黨奶水長大的政黨,此話確實不假。既然是民進黨呵護成長的政黨,將來進入立院當然也會盡力配合民進黨運作,擠掉一兩席民進黨的不分區有這麼嚴重嗎?更何況,蔡英文當選機率不低,未來有滿手的職位可以分配,不能當立委恐怕還能換到更優渥的政務官,有需要因此割袍斷義與長期培養的盟友決裂嗎?而民進黨擔心浪費不分區選票更是無稽之論,因為時代力量黨沒有用到的不分區席次,還是會依比例分配給其他政黨,民進黨若能拿到最高票,因此獲益的席次也將最多,真正擠掉的民進黨席次其實相當有限。若是如此,民進黨公開翻臉的理由,又究竟為何?
時代力量黨所以具有讓民進黨驚怖的聲勢,主要來自於兩類選民的支持,一是年輕選民,另一則為偏激的急獨勢力。民進黨扶植時代力量黨想必也經過算計,因為既可以形塑支持年輕人的形象,又可以滿足泛綠急獨的主張,似乎穩賺不賠。但當民進黨有可能完全執政,時代力量黨又可能跨越百分之五的門檻時,年輕與急獨的組合便開始讓民進黨感到憂心,這或許才是民進黨改變初衷不再支持時代力量黨的主因。
因為年輕,所以缺乏既有利益可以維護與交換;因為急獨,對蔡英文維持現狀的主張便不可能默然接受。在現有體制運作下,時代力量黨一旦跨過門檻,便有資格參加立院的政黨協商,但由於這兩項因素,時代力量黨應比過往的政黨更不輕易妥協。此一狀況與當年台聯黨跨過門檻全然不同,台聯雖也屬急獨,但背後支持者與檯面上的人物,各個都是具有一定社經地位的既得利益階級,台獨訴求顯得較有彈性。蔡英文如果一想到在民進黨完全執政下,竟然有個自己扶持的政黨,不斷複製民進黨過去的抗爭策略,以拉扯麥克風占據主席台阻礙議案的進行,想必都會頭皮發麻。
進入立法院後,時代力量黨當然也可能在醬缸中世俗化,但民進黨決策者顯然不敢樂觀看待。如果時代力量黨可以如蔡英文所言,存在「溝通、溝通、再溝通」的彈性,選前何必冒著背棄盟友的批評,呼籲支持者唯一支持民進黨?年輕人善用新媒體,無孔不入的新媒體使時代力量黨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但新媒體的一項特質是「零時差」,這使得時代力量黨缺乏傳統政治人物的妥協空間。傳統政治人物可能在選舉時才開始思考如何包裝問政表現;但一個以新媒體崛起的政黨,支持者的檢驗卻透過網路無所不在。協商時就算想退讓,也難免擔心如何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網路批判。
面對這樣一個政黨盟友,民進黨當然希望它永遠只是個民間諍友;如果擋不住,不如選前就及早切割,培養往後的相罵本。
本文 2016/01/15 刊載於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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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見的各項民調,台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選情似乎不很樂觀;根據各方揣測,國民黨不僅將在今年一月失去總統寶座,連帶也會輸掉立法院的多數黨地位。2000年到2008年間民進黨雖也曾入主總統府,但在那八年內該黨並未取得立院過半席次,故雖掌握行政權,但在政策形成上,仍然還得和在野的國民黨妥協。尤其,當時民進黨初次執政自稱「新手上路」,在各方關注下巍巍顫顫地也不敢太過己甚,摸索間並未對台灣的政黨生態產生絕對性的影響。國民黨2008年重獲政權後,回到檯面的仍是許多老面孔,顯現當時失去政權並未傷及筋骨。
今年一月國民黨若再敗選,情況恐怕與八年前大不相同。首先,新任總統將是曾任兩黨政府高官的蔡英文,由於曾近距離參與國民黨運作,又受教於裂解該黨毫不手軟的李登輝,未來發功想必刀刀見骨。其次,陳水扁在位時,中美關係處於合作期,在野國民黨又頻頻與大陸破冰,讓民進黨就算存心修理國民黨也難免投鼠忌器。這兩年則情勢丕變,中美矛盾日益凸顯,民進黨掌權後或許不敢得罪北京,但藉清算國民黨削弱北京在台影響力,不僅符合黨的路線,也容易獲得老美背書。偏偏國民黨在執政八年間不僅未曾培養政治新秀,許多立場相近的菁英又因不滿馬英九執政而選擇離開,民進黨如果持續增壓,國民黨能有多少殘存戰力可以挺住,恐怕並不讓人看好。
民進黨執政後,大陸對台政策應該會傾向保守觀望。由於國際經濟沒有好轉的跡象,少了中國大陸的題材,短期內台灣經濟將持續衰退。面對內政的隱憂,蔡政府必會依循傳統智慧以創造議題以移轉不滿情緒。「轉型正義」是蔡英文與民進黨喊了多年的口號,執政後各項具體方案應會陸續出檯。其中國民黨黨產的檢討,應為優先項目之一。為讓議題持續,此一檢討應不會僅鎖定黨產的現狀,而是會追溯過去黨產的各項不當移轉。這不僅將使過往國民黨高官的貪婪曝曬在陽光下,也會衝擊到國民黨傳承的正當性。外界揣測國民黨目前仍擁有約價值四百億台幣的黨產,一旦遭到凍結,黨將被迫思考結構與運作的重組。
早年國民黨為了強化外來少數政權的統治合法性,積極與地方勢力結合形成共生互利的聯盟。李登輝執政時,為了對抗盤根錯節的舊有黨政勢力,更明顯向地方勢力傾斜,促成「本土派國民黨」的坐大。國民黨與李登輝的統治權固然因此獲得鞏固,卻也因此形塑了國民黨「以利結合」的本質。一旦黨不再執政無法分配利益,這個結合各地勢力的「桶箍」便將難以為繼,面臨分崩離析的危機。
蔡英文是少數以技術官僚背景掌控民進黨領導權的政治人物,迥異於黨內幾大天王靠著選舉與派系自成一方之霸。但正因缺乏黨內資歷與淵源,蔡在政策與利益的分配上享有更多的空間,此次決定總統與立委不分區提名對黨內大老不假辭色,便讓外界耳目一新。故而,有些媒體指出,蔡將是「民進黨版的馬英九」,亦即她的政策將相當主觀,不可能對包括立法院在內的黨內外勢力做出過多讓步。面對這樣一個主政者,國民黨就算居於立院多數,也很難經由監督行政分配到政策紅利。若不幸淪為少數黨,在民進黨毫不留情的掌控下,仰賴利益結合的國民黨便將面對邊緣化的危機。
面對選後嚴峻的情勢,國民黨有必要現在就開始思考黨的體質轉變、未來的政策主軸、與組織結構的調整,若是拖到選後樹倒猢猻散時,我們擔心黨內激進勢力將會主導改革方向,使得黨更進一步的被推向邊緣化深淵。
本文 2016/01/10 發表於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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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的「2016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收視率應該讓電視台老闆大為開心,根 據AGB尼爾森調查,有線收視率為2.02百分點,無線收視率則為1.62,創下總統候選人辯論每分鐘收視率的歷史新高。與2012選舉的1.04收視率 比較起來,今年辯論的收視率整整提升了將近一倍。
但如果認為這個收視率已可轟動武林,我們恐怕就錯了。因為就在辯論會的前一天,觀看台北市跨年晚會的總平均收視率是2.63,「姐姐」謝金燕開場演出時,收視率更破3.64,為歷年來的最高。換言之,有更多的民眾喜歡看跨年甚過看關係台灣未來的總統大選辯論。
與國外的經驗比較起來,民眾對電視辯論的興趣缺缺更是明顯。根據美國近五十年的電 視大選辯論收視統計,觀看電視直播辯論的觀眾只有約超級盃美式足球賽的一半,但通常還是比熱門的歌唱選秀節目高出一倍的收視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收 視辯論直播的比率儘管有降低的趨勢,但2012年還達到38個百分點(1960年為60),有近六千萬人觀看。我國若計算整個時段的收視率,1月2日的辯 論也僅有11%的收視率,推估約242萬四歲以上民眾觀看。這個觀眾數僅占總人口的10分之1強,比起美國我國總統權力更大,但民眾關心的程度卻更低。
收視率不高卻又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想必都是高度關心政策與時事的族群。根據美國研究機構對選民政治傾向的調查,關心政治的族群往往也有較堅定的政黨認同;易言之,民調中回答政治立場為「中立」的族群,通常也不會開機看辯論。如果觀看電視辯論的民眾是一群具有較強烈的政黨認同者,希望透過辯論的表現改變選民的支持度,甚至影響「中間選民」的投票傾向,便有些過於妄想。這是為何, 美國學界長期以來的研究早就結論,電視辯論對最終的選舉結果只有些微的影響。
瞭解了電視辯論的效益,我們便不應驚訝何以辯論時被認為表現較佳的朱立倫,民調支 持度卻依然不動如山。根據世新大學所做的民調,蔡英文在辯論前有43.2%的支持度,辯論後也只微幅下降到42.1%;朱立倫僅小小從辯論前的20%升到 21.4%,但仍然落後蔡超過20%;宋楚瑜是這場辯論的最大獲利者,民調支持度從辯論前的7.8%升到辯論後的13.5%,一口氣上升了5.7個百分 點。但宋為三者之末,這個躍升應該只是同情性的假象。
電視辯論的效應如此,明智的候選人便應揣摩如何運用此一效應,使選情獲得最大的加分;而非自許天縱英明,妄想可以一辯定江山。就這部分觀察,朱立倫儘管台風穩健口才便給,但卻沒有妥善規劃辯論的戰略性功能,實際浪費了一次布局與反撲的好機會。
由於觀看辯論的多數為具有政黨認同者,美國研究老早顯示,辯論有強化政黨認同的效應。故而,候選人的辯論策略應是凸顯政黨的目標與理念,就算可能得罪不看電視的中立選民也應義無反顧。因 為讓游移的政黨認同者願意出來投票,遠比說服可能棄權的中間選民來得更重要;尤其,朱立倫還揹負了換柱的黨內罵名,本身提名的合法性原本就受質疑。但在辯 論會上,朱對黨理念的宣揚顯然不夠,尤其國民黨較具優勢的兩岸與財經政策更是著墨不深。消極的點出對手不承認九二共識,根本是無效的攻擊,因對方的支持者 本來就不認同這共識,自己卻浪費了一個可以闡述核心理念的機會。辯論後宋的支持度提升5.7個百分點,相信便反映了國民黨支持者的失望。
電視辯論的另一項戰略性價值,便是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美 國研究總統辯論的學者認為,在各場辯論中第一次的電視辯論至關重要,因為它透過電視將選戰的主要議題昭告全天下。民進黨處於領先的優勢,當然不希望爭議性 議題被推上檯面,故而一再延遲第一次辯論的舉行;上了辯論台後,儘管老被罵「空心菜」,但在淡化議題的效果上卻是成功的。國民黨既處於劣勢,便應提出鮮明 大膽的主張,也許美國人不高興日本人會緊張,但至少可以讓議題延燒到選後。朱不敢積極進取,只提了影響有限的美豬進口問題,話題延燒了不起兩天而已。美國 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提了許多違背主流價值的政見,共和黨大老沒有不蹙眉的,連新任保守派議長都跳出來嚴詞撻伐,但他無疑成功的主導了議題的設定,也讓滿身銅 臭原本沒有機會的炒房高手高居民調第一名。沒人希望朱走這麼偏激的路線,但請問兩個小時的辯論下來,又有哪些國民黨的政策讓人印象深刻或具有話題延續性的?
根據研究,觀看電視辯論的,以50至64歲的族群為最多。而各項民調也顯示,這個 族群正是支持國民黨比例最高的一群。若前述「電視辯論只為強化支持者認同」的命題為真,弱勢的朱立倫便應好好把握這傳播機會,堅定支持者出來投票的決心。 可惜的是,朱敢說「站在妳前面的是朱立倫不是馬英九」,何以不敢說「朱將大幅改變馬的年金政策讓快退休的長輩能安心」?當蔡以廣建社會住宅取悅年輕選民時,朱何以不敢說要削減武器採購充實健保財務?不敢講出支持者的需求,又如何能凝聚選票?
本文 2016/01/06 刊載於 觀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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